退市制度迎来“大修” 退市不该以数量“论英雄”

短期内，从助力疫情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宗旨出发，对待退市公司数量，不应为了退市而退市。从长远考虑，优先落实好集体诉讼制度，在此基础上不断健全完善退市制度，可能是目前更明智的办法。

短期内，从助力疫情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宗旨出发，对待退市公司数量，不应为了退市而退市。从长远考虑，优先落实好集体诉讼制度，在此基础上不断健全完善退市制度，可能是目前更明智的办法。

12月22日，中国证监会表示，2021年要重点抓好“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，持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”等6方面工作，其中，健全退市机制尤为显眼。这是在12月14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启动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以及ST概念股板块出现大幅回调之后，监管部门再度明确表态健全退市机制，引发市场关注。

按理说，在全面注册制推行在即的背景下，曾受到市场质疑的退市制度迎来“大修”是一件好事，可有观点认为，这项被媒体称为“史上最严”的退市制度还不够严，尤其是财务造假退市的标准“太低、太松”。根据现行退市制度，上市公司亏损数年就可能退市。而按照退市新规，若当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，看似就能不退市了。

较之旧规则，新退市制度的确在退市标准、退市流程、优化风险警示指标等方面做出较大调整，部分交易类指标、市值类指标明显比旧规则更严。比如，按照现行规则将被暂停上市的公司不暂停，而可能直接退市，是为了落实新《证券法》精神以及科创板、创业板改革思路，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，“差公司”的退市路径将大幅缩短。

12月14日至12月22日，剔除15家暂停上市公司，沪深两市200余家风险警示公司中，有140多家出现下跌。其中，*ST公司123家，下跌87家。这说明，退市新规并非要放松标准、纵容造假，而是更加严格地执行制度，让更多绩差公司退市，对市场具有明显的震慑作用。

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，仅有30年发展史的我国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特殊性。从个人投资者占比高、国企上市公司较多的实际情况出发，退市比例不应简单比照国际规则。过去10年间，A股每年退市企业不超过20家，2020年非重组的退市企业为18家，总体退市比例较低。但退市比例是在过去新股发行审核制、核准制环境得出的数据，审核机构实际上对企业质量进行全面把关，存量企业的退市率与其他市场注册制环境下的退市率没有可比性。预计未来随着注册制的推广和金融发展水平提高，A股退市比例也可能向成熟资本市场靠拢，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。

站在投资者保护和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大局看，相对于证券集体诉讼而言，勒令涉嫌财务造假公司强制退市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。在这一类的退市过程中，无论是投资者、上市公司、大股东，还是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员工，几乎没有一个涉事方受益，实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手段。

按照结果倒推，若短期内退市企业激增，投资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可能更多，涉及证券投资赔偿的纠纷可能更大，来自地方政府和职工等各方的压力更大。因此，以退市成功与否、退市数量多少来衡量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成绩，目前看不合时宜，也不科学。即便是在注册制改革下，短期内，从助力疫情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宗旨出发，也不应盲目追求退市公司数量，为了退市而退市。

从长远考虑，我国资本市场暂时难以改变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。优先落实好集体诉讼制度，在此基础上不断健全完善退市制度，可能是目前更明智的办法。这是因为，一方面，直接采用大规模企业退市的方式，一般带有较大流动性风险，多数投资者根本无力承受相关风险和损失，而采用证券集体诉讼赔偿的方式并不激进，对投资者、地方政府、职工等各方而言都相对稳妥。另一方面，根据新《证券法》相关规定，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不仅适用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，而且可适用于内幕交易、操纵证券市场等各类证券侵权诉讼。在上市公司尚未退市、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下，中小投资者采用集体诉讼的方式维权和索赔，要比直接退市更容易获得实际赔偿。(周琳)